上学不如“混社会”？贫困地区的“厌学症”如何治 | 新京报专栏

改变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绝不仅仅是校舍、操场、图书等硬件设施的改善，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2006年11月，荥阳广武镇一小，六十多名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曹东勃

最近，有媒体特别关注了贫困地区的辍学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越穷的地方越滋生“厌学症”吗？
    
春节过后刚开学的这一个月，也恰好是我们贫困县分管教育的公务员们最繁忙疲惫的时段。我们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怎样做好“控辍保学”和新学期未报到学生的“劝返”工作。
    
贫困地区“厌学症”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初二是辍学的高峰期，初一还比较新鲜，初三再忍几个月就能拿到毕业证，只有初二，难度加大，诱惑也加大。特别是春节期间，这是外出务工人员回乡过年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孩子们与年龄相仿青年的频密接触，看到他们新更换的手机、新添置的游戏装备，抑或“衣锦还乡”的一袭新衣，难免不心猿意马。战略定力稍有闪失，一个寒假不见，人就可能被“拐”出去打工了。
   

不过，这只是春季学期贫困地区“控辍保学”压力骤增的直接导火索。更根本的内部因素还在于贫困地区，特别是集边疆、贫困、少数民族、山区四位一体的地区，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长期以来存在短板。我把这个恶性循环的作用机制概括为如下几个环节：
    
初始状态下，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平均发展水平，市场化、现代化的导入和外部帮扶力量的介入激活了当地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的动力，有组织、成规模的务工浪潮出现。
    
外出务工人员走后，留下大量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只能采取以祖辈隔代监护的方式。隔代监护的问题在于：一是老年人体力不济，对小孩子的日常生活疏于管理；二是少数民族老年人本身就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文化程度不高、普通话沟通存在障碍，对小孩子普通话的习得无能为力；三是贫困家庭收入捉襟见肘，对他们而言，不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要自己负担学费的3-6岁学前教育就是一种奢侈品，只能选择“放养式”的自由生长，较城市孩子而言，天性固然得到一定呵护，但进入小学一年级，将直接面对语言关的重大考验。
    
我并不想使用“输在起跑线上”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但就我挂职近一年的调研所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儿童在一二年级普遍都在补普通话这一课，这是接受现代教育的前提条件。真正的小学教育，往往要随之滞后一到两年。一旦掉队，就会一步慢、步步慢，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消化存在障碍，自然也会逐年磨损学习探索的兴趣和动力，产生厌学情绪。

▲2019年3月6日，重庆市南川区庆元镇福寿村小教师黄先群在给孩子们上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师资与学生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我们再看师资队伍的状况。由于贫困县的教育水平长期落后，因此，在教师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参加全省统一招考的情况下，具有本地户籍的考生往往也竞争不过外县、外州、外省那些一贯重视教育的地区培养出来的考生。日积月累下来，本地师资队伍中来自外地的教师人数就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我的挂职所在地能达到70%左右。
    
有人会说，大学教师还不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本地人比例呢？义务教育阶段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在存在语言障碍、推广普通话还是一项艰巨任务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土客”倒置的师资状况，叠加前述留守儿童之种种困难，会是什么结果呢？本来就缺乏学前教育，把普通话的学习推迟到了小学，而外来教师又不通本地语言，必然进一步加剧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滞后状况。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受挫后，外来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主动性和扎根当地的热情也会受挫。进而，心思活络者以教师这一“事业编制岗位”作为跳板，无心教学，找准机会通过公务员考试考回老家、离开教师队伍。
    
师资的不稳定再反作用于学生的不稳定，“厌学症”乃至辍学风险就有增无减了。这样一环一环地咬合在一起，根本停不下来之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会逐渐受挫。

▲2017年11月，安徽六安，幸福教学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改变贫困地区教育状况是个系统工程
    
我最近下乡调研和检查各个学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项条件和控辍保学基本情况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教育治理的社会逻辑：木丰中学“控辍保学”的个案研究》，给好几个中学校长也推荐过。
    
该书基于2009年沈洪成副教授在德宏芒市某中学的调研，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复杂场景和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至今还很有启发。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一位校长和一位教师的两段吐槽。我曾在全县中小学班主任和骨干教师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培训班上读过这两段话，在座的校长老师莫不深有同感。此处亦将书中的这两段文字罗列如下，供关心乡村教育和乡村儿童辍学问题的人们思考：
    
“控辍保学在城里的学校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读书还需要老师到家里面去请、去叫。城里都是家长跟老师联系，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我们这里都是老师跟家长联系，催促他们赶紧送孩子返校。学校的主要职责是教好学生，但现在老师一半的精力放在控辍保学上，天天打电话、天天做家访，实际上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要说抓质量就非常难了。小学考十几分，到中学连汉字都不认识，怎么学地理、政治、生物、历史，更不要说数理化了。”
    
 “读书到了强迫的地步，真的是一种悲哀。我们国家那么大的投入，产出那么微小。我们监考，（考试时间）两个小时，五分钟不到，学生就做完了，就在那儿讲话，就在那儿玩。ABCD弄完试卷就空着，文字题都是做不出来。就是考5分，也是初中毕业啊。初中毕业证又不能不发，一卡的话更没人读书了。我们不能尽培养失败者。”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变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绝不仅仅是校舍、操场、图书等硬件设施的改善，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办好民众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努力，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当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情况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们背负着巨大压力，如西西弗斯一样爬坡赶路、滚石上山。真诚呼吁社会各方面力量给予乡村教师和乡村儿童更加精准的关注和支持，让他们跟上整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步伐，一个都不能少。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编辑：李冰冰   校对：危卓

推荐阅读：